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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电影中的《百鸟朝凤》 和舞台上的是两回事”

2016-05-19 10:44:48 来源:乌海政府网 作者: 责任编辑:晓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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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电影《百鸟朝凤》海报图

 

  过去的门户之见比较深,有些人很怕把技术教给别人,自己就没饭吃了……现在有些老艺人想教,想把绝活传下去,但找不到合适的年轻人来学。 ——刘英

  乡土文化被商业大潮侵蚀,民族音乐不及西洋音乐,文艺电影不敌商业电影,电影《百鸟朝凤》上映以来,与现实形成了巧妙的对照与互文。

  种种争论声中,唢呐这一民族乐器也重归大众视野。就像影片显示的,从1980年代初极被推崇,到1990年代中期人人避之不及,唢呐是怎么没落的?

  唢呐演奏家刘英被作曲家朱践耳誉为"中国现代唢呐第一人",他也是《百鸟朝凤》最具代表性的演奏家之一。

  对《百鸟朝凤》上映的始末,以及方励的下跪,刘英身为业内人士,既感动,又痛心,"对传统文化,我们这一代人是有感情的,但年轻人很多不知道。现在充斥在我们周围的都是外来文化,娱乐和快餐文化当道,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东西?" 早报记者 廖阳

  什么是《百鸟朝凤》?

  唢呐独奏《百鸟朝凤》是中国民族器乐十大名曲之一。它以热闹欢快的曲调,描摹了百鸟和鸣之声,歌颂的是大自然的美景,充分发挥了唢呐擅模仿的特长。

  1953年,北京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上,来自山东的任同祥(现年89岁)以一曲《百鸟朝凤》惊艳业界。

  同年,任同祥代表中国赴罗马尼亚参加"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",在民间器乐比赛中以精湛技艺上演《百鸟朝凤》,获得银奖。据说,在场观众与评委都忘了"不准鼓掌"的规定,情不自禁鼓起掌来。

  任同祥很快便从山东民间鼓乐班的乐手,晋升为上海歌剧院演奏员,兼上海音乐学院唢呐教师,结束了二十余年鼓乐班的流浪生活。

  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刘英7岁学唢呐。1978年,他从安徽考入上音附中,便是跟着任同祥求学。

  刘英说,《百鸟朝凤》原是流行于山东、河

  乡土文化被商业大潮侵蚀,民族音乐不及西洋音乐,文艺电影不敌商业电影,电影《百鸟朝凤》上映以来,与现实形成了巧妙的对照与互文。

  种种争论声中,唢呐这一民族乐器也重归大众视野。就像影片显示的,从1980年代初极被推崇,到1990年代中期人人避之不及,唢呐是怎么没落的?

  唢呐演奏家刘英被作曲家朱践耳誉为“中国现代唢呐第一人”,他也是《百鸟朝凤》最具代表性的演奏家之一。

  对《百鸟朝凤》上映的始末,以及方励的下跪,刘英身为业内人士,既感动,又痛心,“对传统文化,我们这一代人是有感情的,但年轻人很多不知道。现在充斥在我们周围的都是外来文化,娱乐和快餐文化当道,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东西?” 早报记者 廖阳

  什么是《百鸟朝凤》?

  唢呐独奏《百鸟朝凤》是中国民族器乐十大名曲之一。它以热闹欢快的曲调,描摹了百鸟和鸣之声,歌颂的是大自然的美景,充分发挥了唢呐擅模仿的特长。

  1953年,北京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上,来自山东的任同祥(现年89岁)以一曲《百鸟朝凤》惊艳业界。

  同年,任同祥代表中国赴罗马尼亚参加“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”,在民间器乐比赛中以精湛技艺上演《百鸟朝凤》,获得银奖。据说,在场观众与评委都忘了“不准鼓掌”的规定,情不自禁鼓起掌来。

  任同祥很快便从山东民间鼓乐班的乐手,晋升为上海歌剧院演奏员,兼上海音乐学院唢呐教师,结束了二十余年鼓乐班的流浪生活。

  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刘英7岁学唢呐。1978年,他从安徽考入上音附中,便是跟着任同祥求学。

  刘英说,《百鸟朝凤》原是流行于山东、河南、河北等地的民间乐曲,原名“十样景”。

  除了鸟鸣,此曲原来还模仿过猪、马、羊、鸡、鸭等家畜的鸣叫,更接地气,农民也更听得懂。因为鸡鸭的叫声不登大雅之堂,曲子里渐渐删掉了家畜,引入了更多的鸟鸣。熟悉此曲的人,可听出布谷鸟、画眉、鹦鹉、燕子、知了的叫声。

  唢呐在中国派别众多,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安徽等地各有派别,《百鸟朝凤》同样有很多个版本,而任同祥编曲的这版,是国内公认最好、传播率最高的一个。

  身为任同祥的学生,刘英也是当代演奏《百鸟朝凤》的代表性人物之一。2013年,他在台湾竹堑国乐节演了一曲《百鸟朝凤》,成就了一个标杆式的经典版本,后来者竞相模仿。

  《百鸟朝凤》是唢呐曲目里,技巧最全面的一首。随着时代发展,它本身也在不断自我丰富。有一次到国外演出,刘英甚至学会了企鹅的叫法,也把它加了进去。

  但在电影《百鸟朝凤》里,这首从一开始便被层层铺垫的“神曲”,并没有让多少人感到惊艳。唢呐高超的技巧和水准,在片中亦没有得到应有的呈现。

  上海民族乐团青年唢呐演奏家胡晨韵前两天去看了电影。他说,电影中的《百鸟朝凤》,和舞台上的《百鸟朝凤》,完全是两回事。

  胡晨韵曾先后受教于任同祥、刘英,《百鸟朝凤》也是他最常演的曲目,“电影里的《百鸟朝凤》采用了民间婚丧嫁娶非常传统的一些素材,但它的旋律和舞台上的《百鸟朝凤》,不是一回事。”

  在电影里,《百鸟朝凤》只有德高望重的逝者才配享用,曲调更为沉郁,而舞台上的《百鸟朝凤》,藏不住的是欢悦的情绪。胡晨韵认为,电影是因为情节设置的需要,才进行了必要的艺术加工。

  以前是师傅不肯教,现在是没人学

  唢呐并不是中国首创的民族乐器。公元3世纪,唢呐由波斯、阿拉伯一带传入中国,再从新疆传到内地。

  在笛子、管子、笙、埙、箫、葫芦丝等一众民族吹管乐器中,唢呐是最难学的一门,没有五到十年的童子功,很难吹出像样的曲子。而要从“匠人”晋升为“大家”,演奏者还要广收民间音乐与地方戏曲之长。

  明朝时期,唢呐极度兴盛,清朝遇低谷,解放初期至1960年代,唢呐又开始抬头,诞生了一大批佳作。

  在当时,无论是长城内外,还是边疆沿海,民间的婚丧嫁娶、节日庙会、迎神祭祀,总少不了唢呐的身影。在河北吹歌会、山东鼓吹乐、潮州锣鼓乐、广东音乐,以及各类戏曲音乐里,唢呐也常担主奏乐器之责。

  一般,一个吹歌班的规模是十至十五人,除了唢呐,还有笛子、管子、笙、打击等民乐器。

  刘英的祖辈就在安徽民间做过吹歌班。他说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是唢呐最鼎盛的时期。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,受流行音乐冲击,民间婚丧嫁娶渐渐不太请吹歌班子了,“年轻人喜欢赶时髦,就弄一些流行音乐,放录音啦,弄一些舞蹈队,请一些模特助兴。”挣钱少,又辛苦,唢呐乐手们纷纷改行。

  作为农业文明和乡土文化的产物,唢呐历来服务的是农业社会的传统礼教。随着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驶,西方文化涌入,不再有用、不再被需要的唢呐,免不了没落。

  对此,常年下乡采风的刘英有最深切的体会。

  “现在农村里的吹歌班子都由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艺人撑着,年轻人根本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意识。”刘英慨叹后继乏人,“年轻人学了也没用啊。他们也要到城里谋生活,挣钱养家糊口。”

  除了时代发展的影响,唢呐的传承方式本身也有限制,埋下了失传的隐患。

  在民间,一代代艺人都是靠手把手的口传心授,将唢呐这一“口技绝活”传承到了今天。唢呐就是祖辈世代相传下来的信物和见证。

  关于这一点,电影《百鸟朝凤》也有过印证。焦三爷就曾明确表示,一代徒弟里他只传一个,最终,他送走了更有天赋但心性不定的蓝玉,留下了淳朴忠厚的游天鸣做接班人。对那些世传的唢呐,他也极为宝贝。

  和电影里的焦家班、游家班一样,过去的吹歌班都是由某个姓氏的班主带头讨生活,有些绝技只传内不传外,只能师傅传给徒弟,父亲传给儿子。

  “过去的门户之见比较深,有些人很怕把技术教给别人,自己就没饭吃了。”采风时,刘英也会碰到只字不提的民间艺人,“他们的观念非常保守,非常陈旧。你请他吃饭、喝酒,都不会给你透露半个字。”

  现在不一样了。“有些老艺人想教,想把绝活传下去,但找不到合适的年轻人来学。”老艺人们老到掉牙,已经吹不动唢呐,因为所受教育不多,他们只能把知识记在脑子里,不会笔录,更不会录音保存。

  他们一走,也就把那些看不见的口腔绝活带走了,“我们只是听当地人讲他怎么吹,只能学一点皮毛。”

  这种没落,也体现在民乐团的消失上。

  唢呐所面临的问题,

  也是民乐的

  不少人将电影《百鸟朝凤》视为民族民间音乐、民俗文化的一首挽歌。

  刘英记得,1980年代的上海有过十个民乐团,诸如上海民族乐团、上海电影乐团、上海文广民族乐团、上海歌剧院民乐队,乐团改革合并后,人们现今最常听到的,只有上海民族乐团。

  从附中、本科到研究生,上海音乐学院均设有唢呐专业。招生时,学校也会遇到大年或小年,但每届本科总能招两三个学生,每届研究生也能有一到两个。

  民乐团越来越少,民乐系学生的就业也成了问题。

  “学生到少年宫当音乐老师都是很奢侈的单位,很多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,找到民乐团就说编制已经满了。”这不单单是唢呐这个专业面临的问题,“整个民乐都是这样。”

  刘英观察,自“新民乐”盛行以来,有些民乐团对演员的形象也提出了要求。譬如,男演员身高要达170厘米,长相也要上镜。虽然不对外公开标准,但在内部招收时,外貌条件确实是一道无形的关卡。

  相较老师刘英的痛惜,胡晨韵面对唢呐在当代的传承问题,没那么伤感,反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希望。

  上海民族乐团现有一支8人的唢呐编制,胡晨韵1999年从上音毕业后便进了民乐团。

  “事物的兴衰有其客观规律。这不是唢呐演奏者能决定的,而是社会变革决定的。”

  唢呐在民间的没落,在胡晨韵看来是听众的耳朵和需求产生了变化,“以前唢呐吹奏的曲目,大都和民间戏曲有关。唢呐吹的就是当地戏曲,人们对此也最有共鸣。那时农村也没有电视广播网络,戏曲对他们来说就是流行音乐。”

  因为地方戏曲不一样,唢呐在不同省份才衍生了不同风格的曲目,产生了不同派别。

  “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人们打开了视野,可以听到更丰富的音乐,回过来再听唢呐,就会觉得它有局限性。”这也给演奏者提出了要求,“我们要变化,要去尝试新东西。”

  胡晨韵直言,或许对民间的吹打艺人来说,唢呐艺术没落了,但在北京、上海等大都市,唢呐演奏者们改在舞台演出,观众也改在剧场里听唢呐。唢呐从民间地方走向专业舞台,在他看来,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

  民乐没有多少老本可以吃,这些年,唢呐的曲目量也有了极大丰富。

  在团里的前十二年,不管是胡晨韵本人在国内外演出,还是民乐团的节目单上,《百鸟朝凤》都是演出量最高的曲目。

  近些年,《百鸟朝凤》演得渐渐少了,民乐团委约创作的唢呐新曲越来越多。这些新曲大都采用西方十二音体系创作,专业性和可听性更强,唢呐以独奏或协奏曲登台的机会更多了。

  胡晨韵也和不少国际级的交响乐团合演过唢呐。他们这一代年轻人也在追求不同,想着尽量把唢呐变得好听,而不只是模仿。

  “任老师把唢呐从民间带到了舞台,刘老师是学院派,又把这个专业往更加专业化、国际化的轨道提升。我们则是在现当代舞台,甚至世界的舞台,继续着这种提升和发展。”他说,“有些传统看似在消亡,但或许它在变革,换了一种新面貌在与时俱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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