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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作曲系神话”一批无法超越的作曲家

2018-10-23 14:54:56 来源:北京日报

郭文景、谭盾、瞿小松、叶小纲、陈其钢、刘索拉、周龙、陈怡……说起作曲家,这些是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都叫得响的名字。有趣的是,他们都是同班同学——中央音乐学院77、78级作曲系的学生。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招收的第一批学生。

这一批作曲家是至今都无法被超越的“作曲系神话”。上世纪80年代,刘索拉根据同班同学的故事演绎而成的小说《你别无选择》曾轰动全国,现在,他们不仅是中国作曲界的中流砥柱,还名扬世界,让世界关注中国音乐的力量。改革开放改变了他们的命运,也改变了中国音乐界的走向。

入学邓小平特批同意扩招

那是1978年4月,如今已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的郭文景来到北京报到,他发现和自己同年入学作曲系的同学,远不止当初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的招生公告上公布的“10人”,而是扩招到了30人。

时间回到1977年秋,那是中央音乐学院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。按照招生规则,作曲系只招收10名学生。可招生过程中,老师们发现报考学生的数量和质量远超预料,其中不乏大量人才。李春光、左因等几位老师激动不已,一起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,信上说“素质好、有音乐才能、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成批涌现”,“能否不受目前名额限制”,允许作曲系扩招。

这些,都是郭文景入学后才听说的。他还听说,在建议信送上去后仅仅两天,邓小平就批示,建议“予以支持”。“不过突然扩招,学校无法一下容纳这么多学生,等到我们正式入学时已经是1978年4月了。”在那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,郭文景和陈其钢、叶小纲、谭盾、瞿小松、刘索拉、周龙等30人成为同窗,这一级也成了中央音乐学院历史上独一无二的77、78级。

一切是那么欣喜。郭文景回忆,同学们各有不同的经历,每个人身上都有独特的印记。

现在已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叶小纲,入学前曾做过6年工人,白天当钳工,晚上练钢琴。后来为《英雄》《卧虎藏龙》等电影创作音乐的谭盾,高考时就自带传奇色彩,他拿着一把少了一根弦的小提琴,拉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曲子。陈其钢出身于艺术家庭,早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接受过专业音乐教育,在同时拿到管弦系第1名和作曲系第12名的通知书时,他毅然选择了后者……

很快,这一级学生就表现出了他们的与众不同。

改革开放前,作曲系接受的是典型的前苏联式教育,可在入学两年后的一次作品汇报会上,郭文景、瞿小松、叶小纲就拿出了带有现代音乐风格的作品。“他们呈现出了与教学系统并不相同的声音,一下轰动全校。”在刘索拉的记忆里,现代音乐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,他们三个人的早期风格却已有迹可循。

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外文化交流。1980年,剑桥大学教授、作曲家亚历山大·格尔受邀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上了几个星期的课。近40年后的今天,格尔的到来还被郭文景、陈其钢等作曲家反复提及。“当时不少学生对现代音乐流派一无所知,是他第一次给我们系统介绍了这些内容,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。”郭文景说,再后来,日韩、欧美等不少国家的大牌音乐家都到学校讲学,大家的眼界也越来越宽阔。

毕业拉赞助办作品音乐会

77、78级作曲系学制为5年,一晃5年过去,这批年轻人该毕业了。而当时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,成为他们到现在都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。

“说是拉赞助,其实特别有趣。”刘索拉回忆起瞿小松办音乐会的故事,总忍不住笑。为了帮助瞿小松,刘索拉和她的朋友们一起想办法,像模像样地组织起了“基金筹划办公室”,“我们想呼吁社会给作曲家帮助,就拟了一个单子,在上面一个一个签字,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。”当时他们都是笑着签字,“心里想我们‘玩儿’一个,看能不能成。”

事情听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,却充满了上世纪80年代文艺界特有的激情,尤其是在1985年刘索拉的小说《你别无选择》发表后,社会各界对中央音乐学院和作曲系的学生充满了兴趣。作家阿城,电影导演陈凯歌、田壮壮等听说后,都在这张单子上签了字。“后来摄影家鲍昆知道了,拎着两万块钱就从深圳来了。”刘索拉说,鲍昆当时正在深圳做生意,“他拿了两万块钱回来,往桌子上‘啪’一拍,瞿小松的音乐会就开成了。”

其他同学也各显神通,音乐会一场一场地办了起来。他们都感觉到,无论是当时刚下海的企业家,还是转变经营体制的老牌单位,都愿意出资帮助初出茅庐的学生们,艺术院团也愿意演奏新人的作品。

郭文景拉来的资助就相当丰厚,“那时候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一个自主经营的音像出版社,当时出流行音乐磁带的生意好得不得了,他们愿意拿出一笔钱给我。”于是,他的音乐会请来了声名赫赫的原中央乐团(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前身)和原中央乐团合唱团,著名指挥家韩中杰为他执棒。

这些音乐会引发了极大关注。陈其钢回忆,那时的他只是个普通的学生,“但各个音乐学院的院长,还有音乐界的前辈,都来听我的音乐会。”刘索拉则记得,好几场毕业音乐会的票不仅全卖光,开演前还有人在北京音乐厅外卖黄牛票,就像今天的人们在抢流行演唱会的门票,“像我们这种前卫的、先锋的古典音乐会能火到这个地步,在中国没有发生过,在国外也很少发生,但在我们班的同学身上都发生了。”

扬名一台音乐会轰动西方

对郭文景、陈其钢、谭盾、瞿小松来说,1991年应该是他们不会忘记的年份。那一年,荷兰新音乐团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了一场名为“天堂之路”的新音乐会,演奏了莫五平、许舒亚、郭文景、陈其钢、谭盾、瞿小松、何训田七位中国作曲家的作品,一下轰动世界。

两年后,荷兰导演ElineFlipse为莫五平、郭文景、陈其钢、谭盾、瞿小松五位作曲家拍摄了纪录片《惊雷》。片中展现的作曲家风格各异,郭文景奔放狂野,陈其钢平和儒雅,谭盾在湖南乡间的道观中研究吟唱,瞿小松则强调写作的自由。从“惊雷”这个名字就能看出,他们张扬的个性和特色鲜明的曲风,给音乐界带来巨大震动,世界真切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新音乐的力量。

毕业时,这批作曲家中的大多数人选择出国深造,异乡的奋斗生涯各有各的艰辛,但在艺术上他们殊途同归:重新发现了自己骨子里的中国烙印。

1984年,远赴法国读书的陈其钢成为现代音乐大师梅西安的学生。梅西安告诉他:“做你自己的音乐,做你自己内心感受到的音乐。”也是从那时起,身处异国他乡的陈其钢,常常会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京剧,回想起朗朗上口的古典诗词。

“我们在音乐学院读书时没人会想到用这些,格尔来的时候,我们是崇拜西洋的,根本没想过我们身后还有这么多丰富的遗产。”陈其钢坦承,正是在出国后,这些早已浸润骨髓的传统文化元素反复出现,他后来的作品《逝去的时光》《水调歌头》《五行》《蝶恋花》等,都带有鲜明的中国味道。

旅居欧洲又辗转美国的刘索拉,与陈其钢有相似的感受,尽管她与其他作曲家走的路并不相同。毕业后,她投身于摇滚乐、蓝调及人声音乐的创作,“我当时特别喜欢蓝调,小时候学过的中国传统音乐一下子翻了上来,我发现古代戏曲里的低声演唱和哭腔其实都是蓝调的手法。”中国古代音乐特有的思维方式带着她打破了很多界限,“中国音乐里什么都有。”

1993年,身在西方的刘索拉推出专辑《蓝调在东方》,大鼓、京剧念白和民乐琵琶都被赋予了新的表现力。2003年,她成立“刘索拉与朋友们”乐队,乐队以中国打击乐、中国弹拨乐、吉他、键盘及人声为主导,在民族艺术及人声艺术领域跨界探索。

并非出国才能被世界发现,郭文景就选择留在国内。众所周知,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,国内古典音乐市场受流行音乐的冲击,出现过一段时间的低迷。这时候的郭文景为《棋王》《南行记》《千里走单骑》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等多部影片谱写了音乐,“影视音乐在某种程度上救了我,它们让我保持作曲状态,多样化的要求又锻炼了我的创作能力。”而在严肃音乐领域,郭文景不断收到海外邀约,1994年起,他的歌剧《狂人日记》《夜宴》等陆续在国外首演,他也被称为唯一一位未在海外居住,但赢得了海外声誉的中国作曲家。

归来推动中国音乐继续前行

今年4月正值77、78级作曲系学生入学40周年,一部分同学相约回到了他们熟悉的鲍家街43号中央音乐学院,身在母校任教的郭文景欣然作陪。

说起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音乐行业的变化,郭文景连连感叹:“现在北京的文化生活和欧美繁荣大都市差不多,说实话,这是我几十年前真没想到的。”

“上世纪90年代,人们出国变得容易了,那时候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出国看了什么演出和歌剧。”郭文景回忆,“到了1998年,指挥家余隆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,原来那些只能去国外看的演出来到了中国。2007年国家大剧院建成了,2008年北京又举办了奥运会,从此之后,世界上的精彩演出来京变成了常态。”

随着新世纪到来,多年在国外留学和工作的作曲家也纷纷回国,谭盾回国上演的音乐会越来越多,刘索拉也把成立15年的“刘索拉与朋友们”乐队带回国内,进行巡演。在保持旺盛创作精力的同时,他们凭借自己的独特风格,为发展中国音乐贡献着力量。

陈其钢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,他早年就名噪海外,但真正被国人熟知,是在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并创作主题曲《我和你》之后。也是在这之后,他接到国内机构或乐团委约创作的邀约越来越多了。

“在国外,很多年轻作曲家是靠知名艺术机构和政府的委约维持创作的,但是国内在这方面还不完善,这也导致很多年轻作曲家没有被发现。”陈其钢反思着当代中国的音乐创作环境。

为了给国内的青年作曲家建立一个长期而稳定的创作机制,2011年,陈其钢与国家大剧院共同促成“青年作曲家计划”,陈其钢担任首席评审专家,至今已举办四期。国家大剧院作为主办平台,聘请国际权威的评审团体和高水准的演奏团体,让年轻作曲家的作品有更多机会被演奏。

“这是一个几乎没有回报的项目,但是非常有必要坚持下去。”陈其钢说,国家大剧院要负责整理年轻作曲家投稿的资料,组织评审,再从演出经费中拨出费用,拿出场地,还要跟国外的乐团谈条件进行演出。而他自己身为评委,也觉得有责任肩负起挖掘新人的重任,“年轻人的作品不一定成熟,但我们不能急功近利,甚至不要求马上出成果,而是坚持提高质量,往积极的方向去推动。”

陈其钢说出的又何尝不是77、78级其他作曲家心中的想法。40年来,正是他们,在各自的音乐领域,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音乐事业向前发展。(韩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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